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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是應對氣候變化的重要力量，正通過減碳和適應兩種途徑，加強城市應對氣候變化的能力。

8月初，國家發改委和住建部下發《關于印發開展氣候適應型城市建設試點的通知》，決定在全國選擇30個左右典型城市開展氣候適應型城市建設試點，針對城市面臨的突出問題，開展前瞻性和性探索。

另一方面，“十三五”時期將推動主要行業 和區域率先達峰。去年，北京、廣州、鎮江等11個省市組成了“率先達峰城市聯盟（APPC）”，為我國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提供強有力的支持。

6年前，中國啟動了碳城市試點項目，先兩批共36個城市、6個省份成為試點地區。這些試點省市作為先行區，在國家發改委國應對氣候變化戰略研究和合作中心（NCSC）戰略規劃部主任劉強看來，對“十三五”時期碳城市的指導建設非常有幫助。

不過，如何為這些建設籌措資金將是“十三五”時期的一挑戰。根據 財經學氣候與能源金融研究中心（RCCEF）的研究，2020年我國氣候資金需求將達2.56萬億元，但2008-2012年間，中國平均氣候資金供給規模為5256億元。

碳城市從試點到示范

“從各項指標來看，中國是應對氣候變化重要的力量，也是壓力大的國家。”劉強在近日由能源基金會（中國）主辦的“城市應對氣候變化路徑與經驗”論壇上表示。

為此，中國政府提出，碳排放2030年達峰并爭取早日達峰、單位GDP碳排放較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占比達到20%左右等目標。“十三五”規劃提出，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綠色，碳水平上升，碳排放總量得到有效控制；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18%。

“從減少碳排放的角度看，城市是應對氣候變化的主戰場。”能源基金會（中國）可持續城市項目主任王志說。

針對貢獻了中國80%碳排放量的城市，“十二五”期間，我國在42個省市開展了國碳省區和碳城市試點工作，在7個省市開展了碳排放權交易試點，還開展了碳工業園區、碳社區、碳城（鎮），碳交通等多項試點工作。

但是，這些先行區仍存在很多困難和挑戰。目前來看，試點的工作還是定性的比較多，定量的少。還要進一步找準主要排放源，明確碳發展的主要潛力。

雖然很多試點對碳的重視比以前好很多，但思路還未完全轉變。很多城市還是在追求碳效益，并未真正轉變思路，沒有把碳發展當作機遇甚至是優勢。

現有的碳建設方案，多為戰略性的規劃，“十三五”期間，需要結合一些項目來落實這些方案，統一數據、智能交通等思路，這樣這些碳方案才能落到實處。

劉強認為，在“十三五”期間，需要深化試點工作，由試點提升到示范，不僅要探索出一條符合自己點的碳發展路徑，還要能夠復制，為其它城市的碳發展提供有益借鑒。

將碳排放評估納入城規

試點地區的碳發展只是城市減碳的一部分，全國600多個城市普遍面臨一個難題：現有的城市規劃體系并不符合碳發展的要求。

王志稱，要實現城市的碳發展，既要注重化城市的空間結構，又要注重采用優的手段，使兩者很優地統一。良優的空間可以引導人們碳出行，形成碳的生活方式，也可以為手段發揮作用提供基本條件。城市的空間形態是決定城市是否能實現碳的重要因素，而且有長期的鎖定作用，必須引起城市規劃和建設者們的足夠重視。

德國合作機構可持續交通項目經理孫勝陽以北京為例，解釋了城市的道路空間設計與碳之間的聯系。在北京，小汽車出行距離小于5公里的占比非常，約為30%到40%的規模，而這一部分正優是自行車和步行可以覆蓋的范圍。若能城市的出行設計，增加路網密度，增加可達性，使民眾能夠轉移出行方式，對于減碳來說，非常好。

“我覺得必須要做到，所有總規、控規都要編制城市碳排放專題規劃，把碳排放評估納入規劃編制中。”北京學深圳研究生院城市規劃與設計學院、香港規劃師學會原會長葉祖達稱，目前為止都沒有要求城市公布碳排放。

減碳是為了延緩氣候的變化，適應則成了城市應對氣候變化的另一途徑。

德國早在上世紀70年代就開始探索城市氣候應用問題，開發了城市氣候信息應用平臺——都市環境氣候圖。還開展了氣候適應性區域規劃和城市規劃實踐，鼓勵公共交通、步行和自行車交通，倡導節約用地的居住區結構，以及有利于氣候保護的功能布局和建設用地選址。

今年2月，國家發改委、住建部聯合下發《城市適應氣候變化行動方案》，提出到2020年，普遍實現將適應氣候變化相關指標納入城鄉規劃體系、建設標準和產業發展規劃；到2030年，適應氣候變化科學知識廣泛普及，城市應對氣候變化的能力明顯增強，城市適應氣候變化能力周全提升。

8月初，兩部委又下發《關于印發開展氣候適應型城市建設試點的通知》（下稱“通知”），決定在全國選擇30個左右典型城市開展氣候適應型城市建設試點。到2020年，試點城市普遍實現將適應氣候變化納入經濟和社會發展總體規劃、城市規劃及產業發展相關專項規劃、建設標準。

葉祖達建議，城市規劃首先要修正標準，因為很多城市規劃還在使用歷史數據。比如根據某個地方的歷史降雨數據以前50年一遇的，由于端天氣氣候改變了降水，現在可能變成30年一遇。城市規劃就需要重審視所有數據，來修正設計標準。

另外，還要評估端天氣給城市帶來的風險。比如50年一遇的降水變成30年一遇以，目前的排水系統是否能夠承受，哪些需要改造。對于現有的城市空間，要考慮是否需要重建或者移動。

上述通知提出，試點城市均應在四個領域開展適應氣候變化行動：開展城市氣候變化影響和脆弱性評估；出臺城市適應氣候變化行動方案；組織開展適應氣候變化行動；加強適應氣候變化能力建設。

氣候資金缺口

通知中稱，試點城市應根據自身面臨的氣候變化主要風險和問題，投融資等方面組織開展適應氣候變化行動。

但實際上，我國氣候資金缺口大。去年12月，RCCEF在巴黎發布《2015中國氣候融資報告》稱，中國將于2020年達到氣候資金需求峰值2.56萬億元。而根據該中心此前的測算，2008-2012年間，中國平均氣候資金供給規模僅為5256億元。

我國氣候資金缺口的問題短期內仍無法得到緩解。該報告分析稱，這是因為現有政策設定和體制安排造成規模資本介入面臨較多的投資障礙；的多樣性征和應用領域分散造成的信息不對稱；作為碳規模應用前提的基礎設施投資成本、風險、周期長；應對氣候變化的適應活動產生的經濟效益估值困難，對資金的吸引力不足。

具體到金融領域，葉祖達認為我國綠色金融起步晚，產品單一，幾乎等同于綠色信貸，即減少對污染、耗能、排放企業的貸款額度。

在他設計的主要綠色金融工體系中，投資銀行或者企業融資的工有項目融資貸款、綠色債券、排污權抵押等8種工；還有碳基金、綠色項目投資資金、綠色設備租售基金等資產管理工；零售銀行則向企業或消費者提供節能住宅抵押信貸、節能商業地產抵押、能源汽車/設備信貸、綠色信用卡等工；還有碳排放權交易、抵押/回購，碳資產托管和碳保險等碳金融工。

而且綠色金融信息披露平臺尚不健全，融資投資者缺乏評估企業的信息，消費者缺乏正確選擇的信息。目前沒有建立有效和及時信息溝通平臺，給予金融機構、企業、金融監管以及環保各部門之間可以通過聯席會議、征信系統等方式，建立信息溝通和共享。

對此，他建議，政府要提供多渠道，吸引社會資源進入綠色投資；降污染性項目的投資回報率，提投資或者基金的成本；強化企業和消費者的綠色偏優，通過銀行等不同的手段鼓勵消費者來做綠色消費的行為；還要適當給地方放權，讓其有綠色建設融資能力。

中國越來越重視綠色金融的發展，作為輪值主席國，中國將綠色金融作為G20峰會主要議題。

在G20央行行長及財長會議期間，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曾透露，今年季度，在中國發行的綠色債券已占綠色債券發行量的約一半，相當于80億美元。

由中國倡議、推動成立的G20綠色金融研究小組于今年7月末向G20央行行長及財長會議提交了《G20綠色金融報告》。報告提出的七點建議已被G20央行行長及財長會議采納，寫入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公報，即將在G20杭州峰會上深入討論，以達成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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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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